写累了。读法布尔的《昆虫记》（王光 译文）。此书，我至少买过两种译本，当然都是节译本，《昆虫记》（或名《昆虫学回忆录》）原著有10卷，我们所读到的汉译本皆为节译。第一次听到法布尔这一个名字是三四十年前的事了，是在北京前门的一个大礼堂里。

  那天，我去听顾城的诗歌讲座，他讲到意大利诗人夸西莫多，也讲到法布尔的《昆虫记》，说这两个人对他的诗歌创作影响最深。从那之后，我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读这本书，一开始是纯文学意义上的阅读，后来不仅作为文学，也当昆虫学作品来读，最后则只当自然笔记来读。

  一开始读法布尔，是受了顾城的诱导，后来我几乎不读顾城的诗，一见他名字，我就会想起一把斧子。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，我却用它寻找光明”。这是顾城的名句，他却没找到光明，从黑暗走向黑暗。不过，我还读法布尔。一本小册子，读了半辈子，还没有完全读进去，可见我读书之习性，总是浅尝辄止。

  今天读的是《结串而行的松毛虫》，倒像是读进去了。这是这本书中篇幅最长的文字，在我看来，可能也是法布尔最精彩的文字。

  不言而喻，在这类大规模编队活动中，引路绳是不容忽略的东西，它此时此刻比任何一个时间里都更加不可或缺。全体成员都把自己吐丝器的产品贡献给它，这仿佛成了一条只要前进就一定要遵守的成规。没有哪只毛虫向前迈出一步时，不把挂在口中的丝线安放在路上。

  如果串连虫队有了一定长度，丝带就会变粗，正好便于毛虫们摸找到它。有一点需要注意到：行进中的毛虫，从来不会调头返身，它们绝对想不到在自己的细绳索上，做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。

  为能按来路返回，它们必须先吐出一条迂回到来路上去的丝带。迂回路线的曲折程度和回转弯度，都是由队长一时一己之情绪决定的。正因为如此，虫队时而摸索，时而游移，有时甚至一筹莫展，结果害得整群毛虫都在家外过夜……

  晚上又出去走路，发现城里的很多彩灯和霓虹灯都灭了。当然，与这场灾难有关。于是，又对这座城市生出些感动来。（之九）

  路上，我对同车的永俊和老程说，家里没人，如果还是前面用的锁子，我倒是带了钥匙的。如果又换了锁，我们就进不了家门。自从去年，盖好房子有了院门、可以锁门之后，我经常发现门上的锁子被换。已经不是一次两次，而是很多次了。到底换过几把锁，我已经不记得了，也许有五六次吧。我身上带的钥匙至少也有两三把，还有一两把，知道没用，就没再随身带着了。

  到家时，大老远看到门前的花园里有一群人，感到奇怪。走到门前，才发现他们在翻地。去年盖房子，今年遭遇灾难，我都没顾上拾掇院子，杂草疯长，有几次回去时，荨麻及灰灰菜长得比树还高。人进到院子里，杂草甚至能挡住视线，像走进了一片丛林。

  我也一直记挂着这些杂草，想着稍有空闲，今年一定得翻翻院子的地，别让花园变成了一片杂草地。觉得，花园里长满杂草并不在我的计划之内——像理查德·梅比说的“宏伟大计”一样。其实，我并未有什么宏伟计划，只想让特意种植的那些树木花草长得旺盛一些。可如果一直不打理，长得最旺盛的肯定会是杂草，至少几年之内是这样。几年之后，等那些树木再长大些了，树枝伸展开来，树冠盖住了大片土地，也许杂草再也旺盛不起来。

  理查德·梅比写过一本书，书名就叫《杂草的故事》。一本有趣的书，一个朋友觉得我喜欢，特意买了送给我。梅比要是见识过我花园中的这些杂草，也会叹为观止。他在开篇就写道：“倘若有什么植物妨碍了我们的计划，或是扰乱了我们干净齐整的世界，人们就会给它们冠上杂草之名。可如果你本没什么宏伟大计或长远蓝图，它们就只是清新简单的绿影，一点也不面目可憎。”

  如果抛却人类社会的成见，杂草的面目的确一点也不可憎。它们也是一派繁茂葳蕤，也是一派绿意盎然，且品类繁杂，可谓地球植物家族中蔚为壮观的存在。如果不是为了那些人为培育的观赏植物，我也许会让这些杂草由着自己的性子一直疯长。至少整个夏天，一座长满杂草的花园也会有一番别样的景致，那是任何其他景致都无法替代的。只是到了秋天，长满杂草的花园就会败落，一片杂乱。到了冬天，更是一片萧条，它会使人想到荒芜和凄凉。

  有一天，我心血来潮，找一个地方坐下，划出1米见方的一片野草地，想数一下那一小片草地上生长着多少种、多少株野草。结果令我大开眼界，那样一小片地方，能分得清、也数得过来的野草种类大约有30余种。而其植株数量，在短时间里，你是怎么也数不清的，每次数到几十上百株的时候，你的记忆总会出差错，记不清左边或右边那几株野草是不是已经数过。除非，你把它们一株一株全部挖出来，而后，仔细分拣和统计，否则，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一片一平方米的土地上到底有多少株野草。于是，作罢。

  杂草的世界远比你所能想象的要神奇得多，看上去杂乱无章，实际上，却也秩序井然。杂草有杂草的秩序，高低错落，疏密有致。

  杂草的世界里不止有杂草，那也是各类虫子的乐园。因为杂草丛生，正好给虫子的繁盛提供了天然屏障，它们能无忧无虑甚至无所顾忌地生活在杂草的密林中，尽享天伦和自由，却不受任何打扰。一片杂草繁茂的土地，就是一个虫子的世外桃源。

  当你俯下身，用手轻轻拨开一簇青草，使地表，你便会看到，一群受到惊吓的微型丛林土著，正惊慌失措地逃离它们的家园。它们飞快地窜入周边更广袤的杂草丛林地带，等待紧张的情绪平复。你也许没意识到，就这么轻轻地一拨拉，对这些虫子而言说不定是一次突如其来的灾难，是飞来横祸。

  对于居住在泥土里的那些虫子来说，倒不至于造成太大的财产损失，但对那些将居所建在草叶和草茎上的萤虫和飞虫来说，这有很大的可能是灭顶之灾。它们的房屋倒塌，围墙被毁，各种用细线架设在空中的防御、交通运输和通讯设施瞬间瘫痪……为此，它们要么迁徙他乡，要么得花费很久重建家园。也许，虫子世界区域性的社会组织架构以及双边多边关系、地理政治学、防御战略也将因此就需要重新架构。

  院子里翻地的很多人都是熟人，跟就近的几个人握手问候。其中一位是家族里的爷爷，岁数却跟我差不多，说不定还比我小几岁呢，看着就比我年轻。他也来帮我拾掇花园，除杂草。一个家族的历史如果超过百年，几个轮回下来，长子、长孙的后代辈分越来越小。我也属长子长孙后人，曾祖辈最小弟弟身后一大串半大不小的后人都成了我的爷爷。

  现在都到了一定岁数，也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儿。小时候不大明白，一个比自己还小的毛孩子怎么会是你爷爷呢？一个家族的历史越长，辈分落差越大，族内的称呼就庞杂，三四代以内还好。再往上或往下排，超过曾祖就不知道如何称呼了，只能每上一代加一个“曾”字，每下一辈加一“重”字。

  我们管曾祖父曾祖母叫太爷、太太，再往上，每一辈逐一加一“太”字，叫太太爷或太太太，再加，就难以叫出口了。比如，太太太太太爷，或太太太太太太……真叫出来，人听了，会以为你结巴。某一种意义上说，人类亦如杂草——当然，就像杂草有杂草的秩序一样，人类也有人类的秩序。只是人类通常不叫秩序，叫伦理，伦理也是一种秩序。有了这秩序，无论有多少代人，辈分都不会乱，往上只管逐一加“太”字，往下过了重孙辈，又逐一加“重”字，每多一“重”字，辈分就小一辈，最后，就成重重重重重重……重孙了。

  我半开玩笑地问：“你们怎么想起来给我翻地来了？”我那位岁数可能比我还小的族内爷爷也用玩笑话回答：“我们想你老是不在家，看着地里长满了杂草，没人翻地，就来了。”完了才说，是福来叫来的——真是有心。从去年此时，福来为我这几间房子和门前院子忙乎了整整一年，每次想起，心里总是过意不去。

  却不见福来。以为他在家里面，门却是锁着的。门上的锁的确又换新的了，是一把没见过的黑锁，显然又新买了一把。我对几个同学说，果然，换了锁。大家就笑。再一问，说福来才锁上，走了没一会儿，赶紧打电话，让他回来开门。

  福来没走远，很快就回来了。他把钥匙给我，打开门进去，转了一圈，在新房里找地方坐下，喝了一口茶就离开了。永俊说，他侄女在附近大河家开了一家餐馆，说是不错，就去那里吃午饭。

  刚到餐馆坐下，福来打电话来问，门上的钥匙放哪儿了？我说，不在锁子上吗？他说不在。一摸，在我口袋里。就告诉他，一会儿回去时放下。可吃完饭他们要直接上高速去县城，送钥匙就上不了高速，或者上了高速还得下来。我就把钥匙放在官亭福来大舅哥的商铺里，打电话让他有空去取。

  原本想当天回来的。同行者中有汪少林先生，出身名门中医世家，祖上出过元朝的王爷，为一代名医，供职于301，誉为“舌尖上的中医传奇”。曾给多位好友医治调理身体，给我开过调理脾、胃、肝和心脏的方子，这次又开了一方。看配伍药名，与前面的房子有很大不同，同样的药只有一味：柴胡，9克。疗程也有所变化，20天减为半个月，上次是20副，这次15副。

  第二天，汪少林先生要离开青海。大家都认为，应该在县城再续小聚，与先生话别。先生食量、酒量惊人，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，精力还旺盛得不得了，且涉猎广泛，席间曾笑谈李白、杜甫，见地不俗，相谈甚欢。幸甚至哉！

  今天一早，西海都市报原编辑王十梅女士发来有关玉树的一则访谈文字，让我对自己的言说措辞再加斟酌。逐字过一遍，改了几个字，加了几个字，回复，不细究。复述的访谈文字就像是译文，粗看，每一句都像是你亲口说的，再细看，又不是你的原话，而原话又改不回去，语境变了，语气也变了。当了一辈子记者，我写别人的那些访谈想来也是这样。

  后又接到单位人事上的电话，让我整理一则个人事迹材料，说是省人才办要。不敢拖延，找出一现成文字，稍加收拾，发过去，大半天没有了。

  这时，收到福来一条微信，让我下载一个视频软件。以为是发错了，过一会儿，他又发一条，说正在给家里装摄像头，下载后就能看到家门前和家里面的实时画面。我说，下载需要密码，我手机无法下载，等儿子回来问了，才能下载。这几年，我手机上下载个小程序什么的，都无法正常操作。

  前一阵，显示的都是我宝贝女儿的邮箱，我也不知道密码，后来她告诉我密码了，依然显示错误。问她，她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一次，女儿告诉我，她用我的银行卡买了个小东西。我问她你怎么完成这个操作的？她说，很简单，在支付宝绑定你的银行卡就成了。儿子和我用同一个牌子的手机，他帮我在他手机上下载一个程序，转给我，能打开程序了。可从此我手机上显示要输入的密码又都成了儿子的。我所有的秘密好像都在儿女手里，我自己却并不知情。

  福来又提醒，说不要密码。我就开始下，折腾半天，弹出一小框，显示的还是儿子的邮箱，提示输入密码。问儿子密码，输入，显示错误。截屏给儿子，他说第一个字母大写。终于下载完成，可是半天找不到从啥地方打开进入视频画面，又折腾半天，进去了。看见院门口有人走动，看到家里面有两个孩子玩耍。

  我从几百里之外，能看到老家宅院的实时现场，像是时空穿越，想想，都不可思议。福来让我说个话，看他能否听清。我试着点了一下图上的话筒标志，说了几句话，里面传来他说话的声音，说能听见。看来，此后，无论在啥地方，我都能看到老家的宅院，院子里落下几片树叶也是能看见的。

  过了几个时辰，再看，门已经关上了，门前和院子里面都不见人影。到傍晚，又看一眼，因为光线暗下来了，地面和庭院里也没有白天那么亮了。门口不远处的路灯却明晃晃的。突然听见“扑棱棱”的声音，定睛看时，一只喜鹊飞过门口，落在了门前的核桃树上。

  锁子是用来锁门的，是为了安全。锁子代表传统，而摄像头则代表新事物。摄像头是用来监视的——当然也还是为了安全，或者是因为越来越感到不安全，才感到监视的必要。现代人越来越喜欢监视，既监视别人，也监视自己的一举一动。现代科技又恰好极大地满足了人类社会这一普遍的心理需求。

  生活就像个万花筒，光怪陆离，而人类的好奇心就像一架望远镜或显微镜，永远不知疲倦——也许随时随地都有一双好奇的眼睛盯着你看。

  这两年猛地发现，城里有人开始喜欢偷窥别人的生活。这场景以前只在影视画面中看到过，现在却出现在自己的生活中。也许你没留意过，我注意到对面楼上某一个窗户里，一男子总拿一架望远镜，对着别人的窗户看，大多是在晚上。也不知道出于何种心理，但这一发现让我毛骨悚然。细细一想，也无妨，让他偷窥好了。比如现在，我正写字，也许得好几个时辰，他要看，就耐着性子看吧。要是他能看到这段文字更好，说不定会有治愈的效果。有句老话说，作家是灵魂的工程师。我的确相信，好的文字对灵魂有修复作用。

  可我要监视谁呢？是别人还是自己？以后，我从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实时监视老家的宅院，如果看到门前有个人走动，我可以把画面放大，看那个人是谁。一般来说，这个人一定是熟悉的，大多应该是族内之人。他要只是走走还好，要是干点什么让你不高兴的事，你又当如何？是视而不见呢？还是大声呵斥？似乎都不妥。

  明明已经看见了，没办法做到视而不见，进而它就会影响你的情绪，让你不舒服。如果是个顽皮孩子，大声呵斥也无不可，如果是大人，是长辈，就不能这样做。如此想来，这好像是给自己找不痛快。但是，能确定的是，从此我老家宅院里就有一个摄像头了，确切地说是两个，一个时刻监视着门前，一个则密切关注注意着庭院里面。

  尽管是自己找来的不痛快，可我还是不会把它给拆了。有些事情就是这样，你可以没有这么多东西，一旦有了，即使明知它有害无益，也会任其存在下去。这是一种无比强大的惯性力，它会一点一滴地改变你的生活，你却浑然不觉，像温水里煮着的青蛙。

  很多新技术的产物无不如是，电视、电脑、手机终端、电子游戏、微信等，在给人们提供海量讯息、便捷服务和消遣娱乐的同时，也无时无刻不在耗费着宝贵的生命时光。人们不但没有弃它们而去，反倒日益产生依赖，乐此不疲，甚至人生日常自由都已被这么多东西绑架。李白唱道：“弃我去者，昨日之日不可留；乱我心者，今日之日多烦忧。”别以为这只是轻狂之言，它包含真理。

  刚开始，我排斥手机，用上了，须臾不可分离。后来又排斥电脑，现在没有电脑自己已经没办法写作，甚至无法正常思维。没用手机之前，我身边的朋友一直有串门的习惯，自从有了手机，隔三差五通个电话，算是见过面了。可很多朋友现在住在啥地方，家里啥样子，门朝哪个方向开，都不得而知，人情就淡了，情义就少了，生活的味道就薄了。

  世界就是这样发生深刻变化的，而人们乐于被动地接受这样的改变，如不仔细清点，没有人会发现我们究竟失去了什么，或失去了多少。我感觉，与已得到的很多东西相比，失去的东西也许更加珍贵，比如情义。

  就说这摄像头，你可接受一直没有它的日子，以前所有的日子都是这样过来的。可你没有办法接受有了它之后无视其存在的日子。因为，你知道它存在。它甚至会发出警报信号，强制你关注它的存在。可想而知的是，你一旦从画面中看到什么动静，你查看的次数会慢慢的多，频率会越来越高，为之耗费的时间也会慢慢的变多，为之生气乃至大动肝火的事说不定也不可避免。